各地政府都把升学率作为自己的政绩，不少地方政府把考试成绩、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和教师的标准。有的重点学校高考成绩不如往年，校长立马就会调离岗位。“应试教育”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提倡教育，任用贤才，起到了进步作用。科举制度摒弃了世袭制和用人唯亲的弊端，它激励庶民百姓通过学习，进入仕途，促进了社会流动，相对公平，同时又鼓励读书，尊重知识，促进了社会文化建设，是社会的进步。但是，“学而优则仕”明显存在功利主义思想，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最大影响还制造了学历主义的价值观。这种功利主义、学历主义价值观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的家长认为自己的子女读了书就要当干部，当白领。

重学术轻技术的思想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培养“君子”的教育目标相一致的。君子是具有高深学问的人，是劳心者而不是劳力者，是不从事体力劳动的。技术掌握在劳动人民的手里，但君子认为这是雕虫小技，不屑一顾。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只重视伦理道德，不重视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不去总结这些技术，一旦掌握技术的工匠过世，其技术也就终结，不能流传于后世。近代科学没能在中国产生，不能不说与这种轻视技术的传统思想和传统教育制度有关。

攀比是教育竞争的推手，所谓“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但是“起跑线”在哪里？每个孩子的“起跑线”是一样的吗？现在许多家长把“起跑线”设到幼儿园，甚至更早。但是儿童成长是有规律的，而且有一定的阶段性。超越儿童发展的阶段性，不仅不能促进儿童的成长，反而会损害他的成长。要知道，每个儿童的“起跑线”是不同的。家长要找准孩子的“起跑线”，就要了解孩子的优势和劣势，扬长避短，不要与别的家庭攀比。

社会用人制度对于教育有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目前，我国劳动就业市场竞争十分激烈，用人单位不是考查应聘人的能力，而是看他的学历。因此，学历、名校往往被作为用人单位衡量个人基本素质和能力的最重要的指标。

评价考试制度是评价人才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恢复高考为我国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实施30多年来，它的缺点和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手段，具有公正性、公开性的特点，但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首先，一次考试很难考出学生的真实水平，“一考定终身”使得一些真正有才能的学生，可能因为一次失误而遗恨终生；其次，它对教育起到制约作用，容易束缚学生的思想，把他们的学习束缚在应对考试的轨道上；最后，由于我国地区发展差异很大，采取全国统一考试的办法，而各省录取的分数线又不同，易造成地区间的不公平。随着考试竞争愈演愈烈，“应试教育”应运而生。

各地政府都把升学率作为自己的政绩，不少地方政府把考试成绩、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和教师的标准。有的重点学校高考成绩不如往年，校长立马就会调离岗位。“应试教育”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

社会诚信的缺失影响教育改革：有人说，“文革”十年贻误了一代人，少培养了几百万专门人才。其实何止一代人。从思想品德、心理状态来讲，“文革”的影响几代人都难以消失。社会诚信的缺失就是“文革”最严重的后遗症。“文革”以后经过拨乱反正，思想解放了，人际关系宽松了，但人们至今心有余悸。再加上市场经济带来的功利主义，造假制假成风，社会诚信缺失。这种社会风气严重地影响着教育工作。社会诚信缺失的危害之深是难以估量的，再加上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们讲人情，讲互相照应，使得教育改革特别是评价考试制度的改革步履艰难。国外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搬到中国就行不通。

教育的竞争导致校外教育培训机构和教育辅导材料、学习辅导材料乱象丛生。不少不法商贩看准了教育领域内的商机，知道家长不惜为孩子花钱，办起各种培训班、辅导班。家长也趋之若鹜，辅导材料买得越多越好，越全越好，恨不得把天下所有习题都让孩子做一遍，生怕遗漏了什么。结果苦了孩子，整天埋头于作业之中。

顾明远，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