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30周年论坛上，专家指出——

“教育体制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30年来，《决定》极大地激发了教育的活力，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然而，教育体制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一份30年前中共中央颁布的文件，如今依然激荡着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心。　

　　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30周年大型论坛5月25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专家学者围绕“全面深化教育改革，办更好的教育”主题，回顾30年教育发展历程，为当今的教育改革建言献言。　

　　“教育改革首先是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这是教育界不能动摇的思想”　

　　在与会专家看来，《决定》开启了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极大地激发了全民关心教育、支持教育、办好教育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进中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指出，《决定》作为行动纲领，引领和影响着30年来我国教育事业的各项决策和部署。从1986年颁布《义务教育法》到1993年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从1999年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决定》到2010年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教育事业改革发展进程中的一座座里程碑，都能看到当初《决定》的身影”。　

　　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说，《决定》鲜明地提出要重视人才，“教育改革首先是人才培养体制的改革，这样一个红线是贯穿始终的，是教育界不能动摇的思想”。　

　　在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袁振国看来，《决定》从三个方面根本改变了中国教育的面貌：“一是基础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调动起省、县发展教育的积极性；二是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大体相当，这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技术技能人才；三是下放高校办学自主权，招生、分配等由大学自主决定，带来了高校办学模式的彻底改变。”　

　　“改革之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坚持价值守望很重要”　

　　与会专家提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当前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才培养质量不够高、国际竞争力不够强、优质教育资源短缺等难点问题。　

　　“当前，我们的教育资源配置仍然不够均衡，区域、城乡、学校间的差距仍然较大。在中西部农村仍有不少学校基本的校舍安全难以保障，教学仪器设备严重短缺；虽然实现了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4%的目标，但是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比例下降；学校作为办学主体的地位还没有落实到位，在一些地区和学校违背教育规律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状况都需要不断探索完善。”钟秉林表示。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提出，教育改革既涉及观念转变，也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因此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措施也不可能招招见效，要允许试错归正。“改革进程中有喜悦，也会有阵痛，改革之路不可能一马平川。在改革的征途上，坚持价值守望很重要”。　

　　国家怎样管理和支持大学建设，是靠批项目、基地和评估、评奖等外力驱动，还是靠大学内在驱动？对此，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认为，我国大学在治理和文化上存在很多问题没有理清，高等教育发展靠政府拉动的多，大学自发的少；自上而下的多，学术驱动的少；功利性的短期项目多，长期的少。他不无担忧地说：“大学整天围着大大小小的指挥棒转，疲于应付，很难静下心来从点滴做起，谋划长远。”　

　　“简政放权，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应各有担当”　

　　“究竟应该如何推进‘简政放权’？地方教育部门要简什么、放什么？大学究竟想要什么权？”袁振国提出的这个问题，引起与会专家的热烈讨论。　

　　对此，孙霄兵回应说，前不久，教育部出台了《关于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对推进政校分开，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做了具体的规定，对于简政放权是一种有力的推动。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刘希平说：“政府部门放权的前提条件在于，责、权、利要有分担机制。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对责任界定不清晰，导致一放就乱、一管就死。”他认为，“对于简政放权，教育部门和其他部门应各有担当，浙江正在推进把专业建设权、教授评聘权还给高校，是一种积极的尝试”。（记者 董少校 储召生 柯进 5月25日发自上海） 

　　《中国教育报》2015年5月26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