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汤川秀树是享誉世界的理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其创造性是无可置疑的。自然，他有充分的资格谈论“创造力”，他谈论“创造”时，首先讲的却是“记忆”、“模仿”的价值。他提出：

人从一个孩童成长为一个成人，必须要学习许多的事情。学习在最初就是模仿。从小孩子长大为成人，大体上就是一边模仿年长者，一边逐渐成长起来的。在成长的初期即儿童时期，的确存在不独立思考、全盘接受地模仿，只是死记硬背的阶段，但这确实是必要的。并且，他以自己的经历来说明这一点，他说道：　

我出生的家族在祖父那一代及以前都是医生或儒学者世家。所以，在我还没有入小学之前，家里就给我教授各种汉学书籍，如《论语》、《孟子》、及其他一些中国典籍。当然，这是没有入学前的五六岁的事情，所以，所读书籍的内容意义自然就是不懂了。但是，大人还是将写有大字体的汉学书籍在我面前打开，然后一个一个地字地边指边读地教我。对此，我也仅仅是随着朗读而全然不知其中的意思。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年，我在这期间已经学习过全部主要的汉学经典了。

在当时，我自己并不知道这种教授方式到底有什么效果，有多大的意义，只不过是随便地跟着学习而已。就这一点来说，也是非常痛苦的。偶尔在读书时，眼泪也会扑簌扑簌地掉到书本上。但是，其后当我进入初中、进入高中、长大成人之后，再回过头来思考，才开始明白这种学习所产生的真正效果。

尽管在幼年时代不可思议地大量地死记硬背，并且完全不懂得其中的意思，但这确实是有效果的。
　　
汤川秀树为什么重视记忆？这是因为，记忆是创造的基础。所谓“创造”，并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旧元素的新组合。从这一意义上说，旧的东西决不是“创造”的障碍，倒是创造力发挥的重要因素。旧元素的东西掌握得越多，越是有利于创造。正因如此，汤川秀树才这样重视“记忆”。

但这也不是没有问题。创造新东西固然需要旧材料，但旧材料必须经过新的组合，否则就只是一堆旧材料而已。而新组合，需要的是建立新的联系。怎样才有助于建立新联系，或者说，“新联系”的建立，所需要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呢？汤川秀树认为，这是一种“类推”的能力，也叫“譬喻——类比式的思维”。汤川秀树提出：“任何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具有人类的各种智能、大脑的各种功能等。其中，被认为与创造性功能联系最密切的，就是类推功能。” 有了这种能力，就能够“把各不相关的事物或观念之间的相同之处点明出来，这就开辟了新的思路，使人能对问题提出创新的解答。”也就是说，有了创造力。

那么，怎样才能够培养出这种“类推”或“譬喻——类比式思维”的能力呢？汤川秀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中国古代典籍和古希腊经典中汲取智慧。因为古代典籍包含着丰富的“比喻、类推”，这对创造活动非常重要。他自己就清楚地说道：
　　
如果阅读古代的哲学典籍例如古希腊的中国的典籍的话，就会发现其中充斥着“比喻、寓言”之类的描述。古代的思想家实际上并不仅仅利用比喻或寓言来对人们教授深奥的哲理，我想他们自己在大多数情况下，恐怕也是依靠这样的类推来得到独创性的思想吧。
　　
在中国古代经典和古希腊经典之间，汤川秀树更喜欢中国古代经典。他说：　　
类推方法，自古以来，这一点就是中国人最为擅长之处，其最古老的形式是比喻。先秦思想家们的立论，许多都是建立在类推和比喻的基础之上的。

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庄子》最有想像力，书中充满了神奇的比喻、拟人、象征。在《庄子》的世界里，一切都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因此也就打破了理性的、逻辑的界限，各种似乎是不全不相类的东西，瞬间就建立了联系。而汤川秀树最喜欢的也正是《庄子》。他说：“我非常喜欢庄子的思想，他在叙述中使用了许多比喻和反证法，他的思想为我打开宏大而且愉快的遐想世界，这正是其具有无穷魅力之所在。”
　　
自然，理性、逻辑不是没有用处。但是，“仅仅以此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它总在以直觉或者想像力的先导作为前提的。古希腊和古代中国都从这些能力中受益匪浅。”

汤川秀树生活的年代，西化已经是一种潮流。对此，汤川秀树是非常清楚的。他懂得西方文化发展中形成的理性、逻辑思维的价值，同时也明白它的局限，而想突破这一局限，就需要借助中国古代以及古希腊的智慧。他说：
　　
“欧洲的科学和技术，对我国的知识阶层产生了压倒性优势的影响。我这个年龄层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已经从我们祖先传承过来的古典东方的教理中脱离开来。但是，我的祖父和父亲却逆时代潮流而动，从我5岁时就开始为我讲授孔子的弟子们编集的读物等中国古代著作。到我十三四岁时，从父亲的藏书中又发现了老子和庄子的道家书籍，而且，从那些著作中深刻地领会到他们关于自然和人生哲学的深奥思想。
　　
他非常感谢“祖父和父亲”的“逆时代潮流而动”，“从我5岁时就开始为我讲授孔子的弟子们编集的读物等中国古代著作”。这让他能够从中国古代经典中汲取智慧，形成自己完善的知识结构，发挥出非凡的创造力，终成物理学的巨匠。